为什么说蒲松龄的《野狗》是最骇人的一篇小说?少时读《聊斋》，囿于自己的古文素养，更多的是流连于书中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篇幅不长的故事，《野狗》便是其中令我读罢后怕不已的短篇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造成的后遗症就是自己根本不敢走夜路，而且平时出门还会在身上揣上一块石头。语言文学的感染力或许正在于此吧。
步入不惑之年，与严酷的生活现实正面对抗，本身就是一件颇为恐怖的事，这等字里行间偶现狰狞的恐怖画面，自然已不会再对我有多少触动，不过回想起少年时的幼稚，倒是会莞尔一笑。偶有偷闲之时，机缘巧合之际，于心中默诵此篇之字句，却揣摩出了几分别样的意味。
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值大兵宵进，恐罹炎昆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
兵过既尽，未敢遽出。忽见阙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子来，奈何”群尸参差而应曰：“奈何”俄顷，蹶然尽倒，遂寂无声。李方惊颤欲起，有一物来，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李惧，匿首尸下。物来拨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见。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龁。李骤起，大呼，击其首，中嘴。物嗥如鸱，掩口负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视之，于血中得二齿，中曲而端锐，长四寸余。怀归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脱胎于自己熟悉之场景的超自然事件，常会唤起人内心中最深层次的恐惧。其实，无论“大兵宵进”还是杀人盈野的场面，都与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和平环境相去甚远，不过，少时的往事，还是让此文带给了我一些“恐怖的共鸣”。我所生活的城市具有南北狭长形状的特殊布局，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北郊，城区的东西宽度常不足两公里。那里厂区遍布，在巨型设施和烟囱中间，即便白日也难见人踪。又或是荒山野岭，蛇鼠横行，草木间隐现坟冢。在与伙伴“开拓”新区域的历险中，我也曾遭遇到过目露凶光、身体状态可疑的恶犬，如果那块碗口大的石头能够击中恶犬的脑袋，一定会让它负痛而逃吧……
回归原文，这只是个单一场景的故事，以“乡民李化龙”的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但却颇具镜头感。略作总结，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事件时间线：化龙促遇清兵 – 匿于尸丛 – 伏尸诈起 – 哀号复仆 – 野狗噬人脑 – 化龙击之得归 – 获兽齿二(为证)。
从明亡清兴的大背景来看，“骇人”无疑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指涉。在异族全面入侵、江山易主的数十年间，华夏大地战祸四起、兵灾连绵，所谓“于七之乱”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局部事件，然而，对于淄川人蒲松龄来说，那场惨变就是他的当代史和地方志，而在与他同时代的《聊斋》书稿的许多受众看来，这部作品恐怕只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超现实主义化而已。
或许，现实中的事件时间线是这样的：促遇清兵(逃难百姓骤遭围捕) – 百姓哀号乞活 – 尽数被屠 – 化龙匿于尸丛(诈死) – 清兵夜离 – 野狗啃噬尸体 – 化龙击之得归。
其实，只要把“诈尸”这一惊悚情节调换一下顺序，再把“已死者”换为“将死者”，那么，认为这个故事具有现实原型，也就可以说得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简直就是一份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很可能，“乡民李化龙”是随难民队伍猝遭清兵围捕屠杀时，侥幸躲过了第一波的屠刀，勉强厕身于尸堆间;或许，“野狗子来，奈何” 便是被难者临死前的绝望呐喊;或许，“来拨李肩，欲得李首”的“物”，并非是什么超自然生物，就是逐一补刀或猎取首级的清兵，又或许，被化龙“击其首”的，也还是企图捡便宜、却被打个措手不及的散兵游勇。甚至于，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位屠杀的幸存者，在巨大的精神冲击和极度恐惧下，将自己脑海中的因果被颠倒和时间线被打乱的记忆原原本本加以述说的产物，而那些超自然的恐怖元素，可能只是在其视觉受限的情况下，凭借听觉、触觉和嗅觉，再辅以传统信仰和对鬼狐怪谈的固有认知，脑补得出的一幕魔幻场景而已。
在本文中，作者先是将“过兵”的情节虚写，而后又将“野狗噬尸”的恐怖场景实写，“兽首人身”的形象，寓意是何其明显，笔法又是何等狡黠。在贯穿作者全部创作生涯的康熙年间，尽管“文字狱”尚未如后世那般酷烈，但创作此类以敏感事件为背景的作品还是会有犯大忌的可能。才学横溢而又屡试不第的柳泉先生，哪怕知晓自己的这部作品将难登大雅之堂，却也不愿冒险给自己的子孙后世惹上麻烦，故而在全书各篇中多有曲笔，《野狗》一文也是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它反映了历史真实，但毕竟这不是史学著述，而是文学作品。对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加工与审美升华，能够催生读者的联想与思考，正是文学的本质之一，也是它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说句题外话，以“于七之乱”为背景的聊斋小说还有《公孙九娘》一篇。这部作品与六朝以降的古典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颇为不同，它以悲戚的背景开始，仍以悲切无边的气氛结束，摆脱了中国传统文艺作品对大团圆结局的执着追求，却带有东方化的哥特文学的独特意味。在此向各位推荐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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