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耶律大石是中华文明的英雄，肯定是过了。充其量是其西迁的行为客观上推动了文化之间的交流。
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大辽帝国覆亡之时，率部西走，在亚洲内陆转战十余年，行程上万里，大败塞尔柱帝国，降高昌回鹤王国、东西两喀喇汗国、花拉子模国及乃蛮、康里、葛逻樣等部为附庸，最终建成西辽帝国。
耶律大石在西辽的统治，本着兼收并蓄的思想，使契丹文化、汉文化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弘杨，促进了欧亚文化的交流;维护了中亚地区近百年的稳定，推动了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耶律大石(1094—1143)，“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他幼年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通晓契丹文，而且也通晓汉文字，还掌握了契丹族的传统骑射技术。天庆五年(1115年)，耶律大石考中进士，“擢翰林应奉”。之后，他又升翰林承旨。契丹语中把“翰林”称为“林牙”，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林牙大石”或“大石林牙”。后任泰、祥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作为契丹贵族，他在辽、北辽朝廷中均率领将士抵御外族的进攻，曾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却不能力挽狂澜，无助于大势所趋。在北辽小朝廷崩溃后，耶律大石不顾四军大王萧干的反对，率众投奔天祚帝时，却遭到了皇帝的倍加责难。辽朝岌岌可危的形势本来只有靠协力的合作和整齐的指挥才有得一拼，但天祚帝如此行为，不仅仅是被压迫人民反抗的对象指向，他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威信也丧失殆尽。这无疑又为耶律大石西迁的思想萌芽推波助澜。
耶律大石在天祚帝的身上己看不到辽复地振兴的兆头，被俘金营时对辽金力量的对比的认识又使他更清楚地明白了现实的严峻，主观和客观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推动着他的西迁计划的成型。
当耶律大石逃回契丹，把西迁计划劝谏给天祚帝时，不仅得不到皇帝的认同，反而激起了幼稚的皇帝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妄想与金一决死战。他于此彻底绝望，于第二天清晨率领部分将士“宵遁”，一路向西北地区而去，直至可敦城(即镇州)。据《辽史·天祚本纪》记载，其时为1124年(保大四年)。
耶律大石在西北与金、宋形成了均势，金既不能把大石斩草除根，大石也没有挥戈东进的实力。在休养生息之后，耶律大石大约于1130年(金天会八年，辽亡后五年)假道回鹘，向西发展，先于叶密立称帝，最终在原喀拉汗王国驻地八拉沙衮建立政权，史称“西辽” “黑契丹”或“哈喇契丹”。西辽建国之后，经过一系列东征西讨，臣服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在中亚建立了疆域广大的军事统治，其附属国有东喀拉汗王朝、西喀拉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花剌子模等国，葛逻禄、康里等部。
西迁的影响
耶律大石的西迁，无论对于耶律大石及其随行人员，还是对于他们身后所代表的那个已经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辽政权，或对于他们的迁人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对东西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耶律大石的西北屯兵，成为掣肘于金的力量，客观上遏制了金南下灭宋的步伐。而宋对耶律大石，既有顾忌，又心存联合之念。虽然大石起初并没有南下的打算和实力，但在西夏、金、宋各政权之间，短期内起到了平衡作用。在他开始向外发展，试图联合宋朝的时候，又刺激了金的进攻策略，从而打破了平衡局势。
对于西辽迁人地，即其直属地来说，汉族、契丹族文化是一种异域的文化，它具有与当地文化完全不同的特质，两者的交锋必定会产生冲突与不适应。针对这种情况，耶律大石做出了正确的调适，使这两种文化在一地并存磨合，实现了兼容。在这样的基础上，耶律大石及政权的核心成员们本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制定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基本政策。
在西辽统治时期，中亚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继喀喇汗王朝进一步向前发展，使中亚地区在12一13世纪进人了繁荣发展时期，这与西辽的各项政策是分不开的。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经济进步和城市发展。
第二，西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环境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成熟的历史条件。
第三，耶律大石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使西辽直辖地和属国内一时宗教盛行。
第四，西辽的统治促进了中亚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并使其成为这一时期中亚文化的最大特点。
第五，使汉文化在中亚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
耶律大石的西迁和建国，既是辽王朝的继续，也是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在中亚地区的突进。这时的中亚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前期，汉文化的推行是与社会总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并且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辽的建立，结束了中亚各国内部的混乱和各国之间的纷争，大一统出现，社会局面相对安定。西辽的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对属民“轻徭薄赋”，对属国“柔远怀来” “羁縻” “安抚”，对宗教信仰循俗“宽容”。因此，当地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都有所缓和，形成一种比较安宁、宽松的政治环境。耶律大石把地域如此辽阔、民族众多的王朝治理得井然有序，是我国历史上治理民族地区的又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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