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廷玉晚年被取消配享太庙原因(实在可惜了)

  清朝张廷玉为何晚年被乾隆取消配享太庙?太庙,是封建帝王祭祀列祖列宗的庙宇。而帝苯至尊,不仅生前要有文武百官俯首听命,即使死后,也要有佐命功臣陪伴扈从。因而,得以身后配享太庙,便成了大臣们无以伦比的殊荣。

揭秘张廷玉晚年被取消配享太庙原因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弥留之际的皇帝,没有忘记安排他的老臣,临终留下了令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诏,这使已经地位煊赫的鄂张二人,更加身价百倍。而嗜爵如命的张廷玉,尤其看重这配享的隆遇,视为光宗耀祖的殊荣,因为,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十二名异姓大臣中,他是唯一的汉人。

  张廷玉没有立下出生入死的殊勋,也不曾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他之所以能与那些满族的“英贤”等量齐观,不过是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好手笔。张廷玉正是凭着自己的好手笔,参预了雍正一朝的最高机密,划策决疑,为雍正皇帝定天下立有大功。因此,雍正帝对张廷玉是倍加称道,视若股肱,赏赐酬庸甚厚。据记载,在雍正临朝的十三年中曾六赐帑金给张廷玉,。每赐辄以万计”。张廷玉为感激皇帝的恩宠,也为了玄耀自己的体面,将自家花园命名为“赐金园”。

  但是,遭逢也有时运。张廷玉虽为雍正帝所宠,却不为乾隆帝所爱。在乾隆的眼里,“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鄙视到把张廷玉当作一件只可供人观赏,却毫无用途的摆设,几同所蓄俳优之类。

  而且,乾隆满汉之见极深。张廷玉虽以汉人久居高位,却得不到他的信任。只因乾隆深恶朋党,·在对鄂尔泰集团势力多方裁制的同时,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力量均衡,收相互牵制之效,不得不庇护张廷玉,但也不时给予裁抑。

揭秘张廷玉晚年被取消配享太庙原因

  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张廷玉以此为荣,乾隆七年(174Z年),请将伯爵由其长子张若霭承袭,乾隆没有答应。为了抑制张氏家族势力过分嘭胀,也为了裁抑张廷玉本人,·乾隆令伯爵衔只封张廷玉本人,及身而止。

  其时,张廷玉年逾花甲,已是接近七十的老人。乾隆准其在紫禁城内骑马,又允其不上早朝。这一方面是出自对老臣的关照,但另一方面,却不无排斥之意,从而逐渐形成了由讷亲独自面承圣旨的局面。

  张廷玉身历三朝,久经官场,见惯了宦海的沉浮与倾轧,对于君臣关系所出现的变化,他不会没有感受。只是他一向立身严谨,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原则,绝不会为此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更不会去追究其中的缘故。据说,张廷玉曾有一句名言,记载在他所作的《澄怀园语》中,即为:“予(我)在仕途久,每见升腾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我)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

  缘故当然有,只是张廷玉早巳视之为官场常情,司空见惯。而以他的处世哲学,他绝不“敢”去追究其中的缘故,唯独想在“功德圆满”之后,赶快逃之夭天,离开是非之地。

揭秘张廷玉晚年被取消配享太庙原因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张廷玉实在是个意外的打击,白头人为黑头人送终,不能不使他倍觉伤悼,更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这年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翁了,虽不时上朝奏事,但内廷行走,已是步履蹒跚,需人扶掖。乾隆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但皇帝的关照,却无法阻止他的归梓之心,致仕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专制君主的眼里,却有不肯尽忠之嫌。乾隆认为,人臣事君,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张廷玉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乾隆不允所请,而张廷玉极力陈奏,以致“情词恳款,至于泪下。”尽管乾隆反复晓喻不应引退的道理,张廷玉还是晓晓争辩,不甘罢休。结果是张廷玉被迫留下了,却惹得乾隆皇帝满心的不悦。

  这一年恰恰是乾隆最不称心的一年,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失掉爱妻。继之,又是大臣辱命,金川败绩。乾隆一反常态,大开杀戒,连连惩治大臣,或杀、或革、或降罚流遣,官场上乌云密布,雷声四起,大小官僚又似乎回到了雍正时代,处在人人自危、岌岌惶惶的恐惧中,担忧着明日的命运。

揭秘张廷玉晚年被取消配享太庙原因

  张廷玉没有被卷到这场“灾难”中去,但也没有躲过这场暴风雨给人的震慑力。他三番两次地受到乾隆的点名指责。

  七月,生员樊显科场自刎,大学士兼浙江学政陈其凝因署内阅卷,被疑为有忝职守,以权谋私。乾隆以此案情节暖昧,骇人听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梅彀成会同浙江巡抚方观承鞫讯查明。但却顾虑陈其凝是张廷玉荐举之员,梅、方二人又是张廷玉的安徽同乡,会瞻徇情面,避重就轻。故而当着众军机大臣的面,点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张廷玉与陈其凝“师生契密,人所共知”。言外之意,是警告他们不得在众人眼皮底下徇私。这毫无根据地责谴,表明了乾隆对张廷玉的强烈不满,带有明显的有意寻过的味道。而这次寻过不过是个开头。

  九月,文颖馆进呈所刻《御制诗集》,乾隆以其“讹误甚多”,又命将身为总裁官的张廷玉与梁诗正、汪由敦等人交部议处。

  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了“泉台”两字,乾隆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只可用于常人,不可加之皇后之尊。掌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等人,俱被指为草率塞责、罚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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