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别名贾太傅、贾长沙，今河南洛阳人，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
贾谊少有才名，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不到二十岁就以善文闻名，时任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并且非常器重。在贾谊的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时评天下第一。汉文帝刘恒登基，十分欣赏吴公，将其提拔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经过考察，汉文帝任二十一岁的贾谊为博士。期间，每逢汉文帝出题讨论，贾谊都有精辟见解，并应答如流，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其为太中大夫。
贾谊在太中大夫任上就上疏提议进行礼制改革，其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包括服饰、礼乐等。第二年，贾谊针对弃农经商、淫侈成风的现象，其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之策，发展农业，加强贮备，预防灾荒。贾谊还主张列侯各回封地。此议触碰到了列侯们的既有利益。当汉文帝想要提拔贾谊时，遭到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诽谤，汉文帝架不住如此攻势，只得疏远贾谊。
年仅二十三岁的贾谊一下子就从受宠少年到了边缘化人物，在这个痛苦的阶段，其思想更趋成熟，写出了《过秦论》三篇，其通过叙述秦王朝的兴亡过程，揭露并批判了秦王朝的苛法酷刑、残民以逞以及扼杀言路，明确指出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治国原则上坚持“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最后劝谏汉朝统治者“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要改弦更张，调整政策。
众所周知，汉文帝、景帝开启了“文景之治” 。这充分彰显了贾谊作为政论家“先知先觉”的思想价值。可以说，贾谊的《过秦论》成为汉代一切开明、疏阔之政的源头活水。
其实，贾谊写《过秦论》，名义上是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实际上是写给汉文帝看的，希望其能够解决朝廷内外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各种矛盾，如此的话，其就可以继续辅佐汉文帝。
然而，贾谊还是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贾谊今后的路会怎么走?
长沙国在先秦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公元前176年，也就是屈原自沉汨罗江一百多年后，贾谊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京城，其长途跋涉、一路风尘来到湘江之滨。贾谊伫立江边，百感交集，自己所景仰的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在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和屈原的处境何其相似，都是满怀忠诚，满腹才华，却报国无门，屡遭迫害，贾谊此时为了抒发怨愤之情，写下了名篇《吊屈原赋》。赋中云：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此赋既是吊古，更是伤今啊!
贾谊认为，屈原这位前代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在“方正倒植”的现实中，仍然坚持高洁，秉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闪耀着壮烈的理想和光辉的人格。此外，贾谊是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尽管环境恶劣，只有顽强地活下去，才有可能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问题上有所作为，也就是心忧天下、坚韧不屈。
在长沙，贾谊“民本”思想再度升华，提出了“阳儒阴法”、礼法并重的观点。
贾谊到任后，利用太傅的身份协助朝廷稳定了南部;也使王室始终与汉廷保持一致;还从实际出发，推荐丞相利苍之子利豨继承相位，稳定了长沙国的政局。
贾谊还积极投身政治实践、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是“经世致用”的样板。
汉文帝时，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铸钱，故“邓钱”和吴钱遍布天下。贾谊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是将有许多假钱出现;二是各地所铸的钱轻重不一，不公平也不利流通;三是铸钱利益丰厚，影响农业生产。于是，贾谊向汉文帝上《谏铸钱疏》，建议禁止该项不利国也不利民的规定。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其入京，当日就在祭神的宣室接见了贾谊。当时，汉文帝急切地和贾谊讨论鬼神之事，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虚前席”，还夸赞贾谊知识渊博。其实，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做法伤害到了贾谊的感情。
贾谊回到长安，汉文帝仍没有委以重任，其也“识趣”，其从修补与列侯的关系入手，以期得到各方认同。贾谊得知周勃入狱、受到狱卒侮辱一事后，特作《阶级》一文，建议朝廷“体貌大臣”，只可赐死，不可戮辱。这样做，可以维护大臣的尊严，激励大臣保持气节。
在此阶段，贾谊的《治安策》最为深刻，体现了政治家的眼光和深谋远虑。贾谊开篇以“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来吸引皇帝的注意，之后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悟凝等三个问题展开论述，比如，其以首和足代表汉族和蛮夷，现在是足居上而首却居下了，此情形让人“痛哭流涕”。
贾谊在《治安策》主张用怀柔的办法，即建三表，设五饵，其独到之处就在于“外病内治”，即解决国外的矛盾关键还是要搞好内政，把后面两个矛盾解决了，第一个矛盾就不足为患。
公元前169年，作为梁怀王太傅的贾谊在梁怀王坠马而死后深深自责，次年在忧郁中去一世，年仅三十三岁。到汉武帝中期，汉武帝特赐“大汉敕刻贾谊纪功碑”，以表彰贾谊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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