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和李秀成谁比较厉害?综合实力，李秀成甩开陈玉成几条街，两人不是一个档次。
一、对人才的培养，陈玉成不如李秀成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哀，2万多精兵因内斗而死，包括杨秀清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殒命，太平天国元气大伤。1857年5月，翼王石达开一言不合就外出，带走10万兵马，还拉着一帮中层将领离开，导致“国中无人，朝中无将”，太平天国处在危急存亡之秋。
陈玉成、李秀成，两人年纪相差十几岁，他们都是广西藤县人，两家的距离也就几百米，起初关系很不错。藤县老乡，以及“老兄弟”的身份，他们曾经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太平天国中兴的顶梁柱，就是陈玉成、李秀成。
那么，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究竟谁更厉害，对太平天国的贡献更大呢?笔者认为，陈玉成除了在作战勇猛方面超越李秀成，综合实力远不如忠王，两人不是一个档次。
对人才的培养，是考验将帅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培养出优秀人才，为集团储备精英，才有望取得胜利，建立新王朝。这一点，陈玉成比李秀成差了很多。
1857年，石达开外出单干，陈玉成接管“靖难之师”，这是当时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没有之一。石达开的“靖难之师”，参与江西之战、江南大营之战、武昌之战，战斗经验丰富，是一支劲旅。
士兵强悍不说，陈玉成麾下的将领也是“老将”，许多人都是从广西一路拼杀而来，黄文金、赖文鸿、赖文光、刘玱琳、梁成富、陈得才、李四福，他们在天京事变之前，已经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可以说，陈玉成的开局非常好，太平天国的精兵悍将，大多在他手中。但是，陈玉成在随后的战斗中，并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尤其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陈玉成重用的将领，大多都是亲信、家族，而不是“外来人”，导致后期人才凋零，尤其是刘玱琳被杀后，英王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这是他被诱捕的重要原因。
李秀成就不一样，麾下精兵悍将，都是自己训练出来。石达开单干时，留在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最强悍，兵力多、粮草多、领地广，李秀成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杆司令”。
李秀成的领地，只有一个处在秦定三6万大军包围中的桐城，麾下兵马不足7千，其中只有3千人具有战斗力，处境非常糟糕。如此，李秀成连清军最差的部队都很难打得赢，只好不断请求“盟友”协助，但李秀成懂得培养人才，训练士兵，并后来居上，跟陈玉成并列。
《李秀成自述书》中，李秀成谈到自己的困境时说：“那时候，还没有成名，许多事都要依靠英王(陈玉成)，只是打下手而已。”
兵力不多，将领稀缺，没关系，可以自己去训练、培养。1857年，李秀成去寻找同样受清朝追击的“捻军”合作，跟张乐行联手作战，并将“捻军”纳入太平军的战斗序列，这是太平天国能够中兴的重要原因。
天京事变前，没啥机会露面的陈坤书、谭绍光、蔡元隆、汪海洋、谭体元、郜永宽、汪安钧、黄子隆、陈炳文、吴定彩、黄金爱、陆顺德、吉养元、童容海，这些后来纵横江浙的大将，都是李秀成去培养出来。
就拿汪海洋、谭体元、吉养元来说，他们之前追随石达开外出创业，希望能跟着“战神”翼王建立战功，封侯拜将，享受荣华富贵。石达开屡战屡败不说，这些人也没机会冒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1860年7月，汪海洋等人北上，投靠李秀成，参与东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太平天国灭亡后还继续战斗。
如何培养人才，陈玉成显然不如李秀成。结果是，随着老一代将领的阵亡，陈玉成麾下居然拿不出能打仗的“新生代”将领，士兵也是越打越弱。李秀成则不断培养人才，训练精兵，而且懂得如何是“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最终夺取江浙地区。要知道，杨秀清时代，猛将如云，部队凝聚力强，但搞不定江浙，李秀成却做到了。
二、战略眼光，陈玉成格局有限，李秀成则是一流
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确实有顶级主帅存在，他就是忠王李秀成。从战略眼光角度看，陈玉成格局有限，李秀成是一流，如果不是清朝勾结列强，如果不是洪秀全太无能，李秀成绝对能成功。
纵观晚清，李秀成的战略眼光，应该跟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一个档次，他们的综合能力强悍，具有全局意识。可惜，他们属于不一样的阵营，人生的命运也就天壤之别了。
必须承认一点，陈玉成打仗很勇猛，可以用悍不畏死来形容，但战略眼光还是有欠缺，格局不行。陈玉成不知道保存实力的重要性，也不知道积蓄力量，寻找克敌制胜方法，而是一味蛮干，被湘军牵着鼻子走。
安庆之战，陈玉成有限的格局暴露无遗。都知道，胡林翼整顿过后的湘军，已经不是曾国藩起步可比，在“围点打援”战术下，以太平军现有的能力，根本无法突破，只能在消耗战中被拖死。
湘军拥有强大的水师，确保湘军补给充足的情况下，还能截断太平军的粮食运输线，实现对城池的合围。太平军缺乏水师，也缺乏攻坚作战的重型武器，更缺乏一块稳定的“粮食产地”，想要打破湘军的“堡垒战术”，难上加难。
安庆守不住，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连林绍璋、洪仁玕都不愿意救援，只是洪秀全强迫增援才不得已而为之。安庆守将叶芸来要求突围，不要继续坚守，陈玉成则担心领地丢失，不让突围，还一味与湘军浪战，结果很惨。此时，曾国藩、胡林翼进行“围点打援”，铁了心要消灭陈玉成的主力，他却“主动”配合，也是醉了。
安庆之战，城内太平军一万六千多人全部被杀，叶芸来阵亡。陈玉成带来增援的数万太平军，包括刘玱琳在内，几乎损失殆尽。刘玱琳麾下的精锐步兵，是陈玉成最能打的步兵集团，他们大多来自广西，单兵战斗力强悍，意志坚定，忠诚度也是一流，他们的阵亡，对陈玉成的影响是致命的。
城池没能守得住，还损失了主力，且得罪了包括李秀成、黄文金、杨辅清在内的其他诸侯。陈玉成力排众议，非要作战，将他们的兵马投入“绞肉机”，李秀成女婿黄金爱负责断后时差点被坑死，吴定彩则入城协助叶芸来，一起阵亡沙场。如此，陈玉成困守庐州时，没人愿意去救他，导致陈玉成在寿州被苗霈霖诱捕，受凌迟处死。
武昌、九江、湖口的丢失，是湘军“堡垒战术”的胜利，靠拼消耗取胜，安庆也是如此。安庆地位虽然重要，却不好防守，明知道投入部队厮杀没希望，还非要浪战，不知道保存实力的重要性，这是陈玉成的悲哀。城池丢了，可以找机会夺回来，精兵悍将可不是随便能训练出来。
反观李秀成，他眼光长远，懂得全局策划，更知道如何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的重要性。湘军、太平军力量对比悬殊，武昌、九江、湖口失守，以及长江上游地区的丢失，李秀成意识到一个问题：“打持久战，太平军顶不住，必须找出路。攻取江浙，是获胜的关键。”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面临两线作战，究竟是先消灭湘军，还是歼灭驻扎江南的八旗、绿营，成为摆在太平天国领导面前的一个难题。陈玉成、李秀成负责政务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且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夺取长江中上游，才有利于镇守南京，故而许多人认为，应该集中兵力攻打湘军，解决主要敌人。想当年，朱元璋面对陈友谅、张士诚的威胁，就是先攻打陈友谅，然后消灭张士诚，最终北伐燕京，驱逐蒙古骑兵，建立大明。
但是，太平天国的处境，与朱元璋不一样，不能照搬模式。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和胡林翼，远非陈友谅可比，他们的眼光，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都令人十分忌惮。陈友谅是割据一方，且杀戮同僚过多，不得人心;曾国藩的湘军，则是背靠清朝，战略资源雄厚，拼消耗就能打垮太平军。
朱元璋、陈友谅以大规模会战交锋，直接决出胜负，曾国藩、胡林翼则是凭借战略资源优势，实行“堡垒战术”，铁了心要拼消耗。如果真的能力打垮湘军，杨秀清时代为何不这么做?陈玉成、李秀成主政时，太平军战斗力远不如杨秀清时代，而湘军实力更强，岂能轻易获胜。
李秀成以攻取江浙作为核心，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否则太平天国也不会在丢失长江上游后还能坚持3年。占领江浙，意味着什么?清朝财税一大半，出自江浙地区;与列强联系，江浙是前沿，可以获取先进武器。可以说，夺取江浙，太平军才有坚持下去的资本。
事实证明，李秀成占领江浙之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扩充队伍，且列装先进武器，让曾国藩十分畏惧。雨花台之战，李秀成一度攻入湘军大营，并击伤曾国荃的左额，只是天降大雨，没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曾国荃绝望了，湘军营垒危在旦夕，可惜李秀成后方不稳，且粮食补给跟不上，只能结束雨花台之战。
曾国藩担心李秀成再次进攻，让弟弟曾国荃赶紧撤兵回来，离开雨花台。遗憾的是，洪秀全糟糕的“进北攻南”作战失败，以及江浙叛徒迭起，清朝与列强勾结，李秀成失去了最后的翻盘机会。再则，江浙战场厮杀，李秀成以西洋民船组建水师，仅凭几搜船只，就让黄翼升水师吃尽苦口，他的近代海军意识，比同时代的曾国藩还要先进。
雨花台之战，曾国藩真是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看之前的安庆之战，陈玉成集中兵力与湘军激战，连外围防线都不能突破，跟曾国荃的“吉字营”都没机会“碰面”。究其原因，就是陈玉成所部装备不行，缺乏先进火炮、火枪，在湘军深沟高垒面前进展艰难。
李秀成知道夺取江浙的重要性，也知道“近代化”的重要性，他不仅要占领江浙，还要推行一些“近代化”措施，挽救太平天国。李秀成身边，聚集一帮洋人，他们是忠王的重要参谋。1864 年7月，李秀成被俘虏，在自述书中，他建议曾国藩进行近代化革新，引进西洋科技，组建近代海军，以此抵御列强，捍卫民族利益。
由此看，李秀成的综合能力，远非陈玉成可比。李秀成类似掌舵者，陈玉成则是冲锋陷阵的猛将。可惜，太平天国“山头主义”浓厚，洪秀全的“封地制”让诸侯各自为政，如同一盘散沙，陈玉成、李秀成彼此也充满矛盾。如果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天王”，陈玉成接受指挥，清朝就有得受了。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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